国家刚开始颁布这项政策，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因为有很多的借贷合同，签订的时候都按照固定利率签订的，马上更改会搞得资金倒来倒去不太容易，成本会比较高。

第一，政策不确定性比较大。外资起码可以通过三条通道进来，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到海外投资。

债券市场还要过四道坎 在未来这一段的转型期或改革期间，债券市场还会面临一系列挑战。总体的原则有三条：第一，要坚持市场化的方法。第二个挑战，要去杠杆，这是中央的大政方针。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在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的构架下成立一个债券市场改革协调小组，吸收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和财政部的官员共同参与，其工作任务就是明确一套统一的监管标准与实施力度，同时加强各部门政策之间的协调。但实际上，外资持有占中国债券市场总规模的比例不到2%，2017年底大概是1.6%。

第二点，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债券，而且是持有到期。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这几个通道之间所对应的市场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各金融机构特别是各商业银行也都想了很多办法，总是效果不佳，究其原因，固然有实体经济本身许多企业存在产能过剩、产品不对路、经营效益较差的问题，但就金融业来说，我们要从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构体系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模式中去寻找，发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动力或内在动力。

主管、监管部门要制定专门针对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考核指标体系，不能简单用贷款指标代替。对证券业中的融资融券规模也要适当限制。房地产是占用资金大的产业，金融机构不宜直接经营，已经经营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应按市场规则，限期有序转让退出。（四）隶属于金融机构的房地产公司，应限期退出。

一些国有企业和金融企业多年来有一个受众人批评的现象，即涉足房地产业，而且在城市土地竞拍中拿地王，助推房价。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16年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5.68万亿元，占新增贷款总量的45%，如果加上房地产企业贷款和各种为房地产项目的信托融资和资产管理以及资本市场融资，房地产行业的融资总量超过全社会间接融资的一半，并占据直接融资的相当比重。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金融行业各类商业性服务机构，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本任务，坚守并完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营模式。要研究调整现行的工商注册商事制度和金融监管法规，根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经营范围，防止偏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去搞跨界投融资。当然，金融机构面向市场进行资金的配置，在系统内部有一定比例的周转调剂，用一定比例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主要是货币、外汇、黄金、债权）做投资，同时根据产业政策的导向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向房地产，这是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资金偏离太多，数量很大，挤占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新技术产业的融资空间，因而实体经济融资难。集团内部各类业务相互配合，其实就是资金的相互融通、自我循环。

保险资金也越来越多地进入资本市场，等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搞过桥贷款、委托贷款，扩大信贷规模。同时，这些资金自我循环和用于房地产的炒作，抬高了资金成本，引起实体经济融资贵。一旦出现实体经济普遍经营困难而金融业普遍盈利较高的不平衡现象时，应及时运用利率、费率、财政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

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适当的行政手段，引导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在社会上取得大致相当的平均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银行与信托、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合作配资，撬动股市。

大会开幕的当天即2017年3月3日多家媒体记者围堵采访时本人阐述了上述内容并被媒体刊载） 进入 梅兴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实体经济 。分析现阶段金融机构特别是各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或持续盈利模式，普遍存在以下几种现象：一是资金在各相关金融机构即同业之间内部转动多。

四是金融系统资金用于房地产多2023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虽然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出口形势仍然好于周边的韩国、越南等经济体。回到前文讨论的问题，在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重构，此时东盟等经济体作为中间缓冲地带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发挥了桥梁的作用。随着东盟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影响力将进一步在区域得到拓展，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区域化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当底层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对应的商品交易网络和金融交易网络都会发生相应的系统变化，当然三层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存在一个明显的时滞或者惯性。一旦形成了最底层的国际分工格局，在中间层就有对应的全球贸易体系，在最上层就有对应的货币、金融交易需求。

这得益于中国对其他中间国家的出口上升、中资企业在中间国家的产业布局增加，以及美国最终需求转向这些中间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要注意吸取当年日元国际化当中三角贸易的教训。

 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全球产业链呈现出明显的重构趋势：中美之间的直接联系减弱，但间接联系在明显修复甚至有增强趋势。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7—202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增长1/3，从4300多亿美元上升到5800多亿美元。

东盟在其供给端（进口渠道）与中国、在其需求端（出口渠道）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同时增强。另一方面，三角贸易这种结构性问题可能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产生一定的制约。

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中间品贸易联系在加强，跨境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在上升。2023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被墨西哥、加拿大赶超，成为美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可见，中国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出口显著增长，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联系减弱，但间接联系增强。

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也提醒我们，不但要从我国自身视角来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在亚洲区域推动形成供-求循环的国际区域循环网络，使得亚洲区域的经济循环体系更加具有闭环特征，这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也有助于推动区域内国家货币的更多使用，为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同时从区域一体化的视角来看，与北美、欧洲相比，当前东亚地区对于外需的依赖度过高。

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内需的战略非常关键，一定要发挥好我国超大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2017年中国在美国全部货物进口中的占比为21.6%，2022年下降至16.6%，2023年1—10月该占比进一步降至13.9%。

当然，由于中间国家在供给端增加了对中国依赖的同时，在需求端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人民币和美元对中间国家的影响力可能同时表现出上升。进入专题： 产业链 人民币国际化 。

特别是东盟这样的国家，其在承接中国产业迁出的同时，在出口端与美国等经济体的联系更为密切了。同时，由于泰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没有一个具有充分流动性的外汇衍生品市场，无法进行汇率风险对冲交易，所以从日本母公司的角度来看，只能把对冲汇率风险的交易交给在东京的总部来做。我们要扬长避短、顺势而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驱动力，减少对三角贸易的过度依赖。2023年中国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仍然可能保持稳定甚至偏强。

举例来说，当年日本也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日美经贸摩擦的压力，将工厂转移到中间国家（比如说泰国），但泰国工厂最终还是要将产品卖给美国。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网络关系：最顶层的是货币交易网络，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对应于其货币交易网络的大小。

这也表明，伴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过程，中国与东盟等中间国家的生产网络联系在不断增强。所以，中间国家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在上升，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依赖也在上升。

可见，中美直接联系减弱的同时，间接联系实际上得到了修复，甚至恢复到了接近2017年的占比水平。而泰国企业缺乏定价权，美国企业往往选择以美元来计价和结算。